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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除5万国军不为讨好日军或爱国

河南人力除5万国军不是为讨好日军或爱国

我说的这段历史是指1943年冬至1944年春。那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频频失利,从日本本土到东南亚一带的海上运输线随时有被盟军切断的可能。为此,日军于1944年1月24日发动了“1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以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同年4月中旬,日军集结六个师团、4个旅团、共6万兵力分三路进攻豫中。

此时,豫中中国守军为第一战区副司令汤恩伯部,共有8个集团军40多万人。没想到这些看似强壮的国军在日军面前竟不堪一击,一溃千里。于是,豫中战役历时38天便结束了。国军损兵折将达20万之多,失城38座,河南省几乎全部陷落日军手里。

“这么不经打?40万国军居然损失过半,难道全是吃白饭的?” 此话问得好!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在国军损失的20万人数中,大约有5万名军人是被当地的河南百姓缴械而失去战斗力的。为什么?要说这段历史应该再往前推二年。“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灾民500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汤,袭击全省110个县。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妇女售价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辽阔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300万人之多。”(摘自当年《大公报》)

老百姓痛恨无能的国军,水旱蝗汤,“汤”就是指汤恩伯的部队。这些部队以抗日名义强行征用农民的耕牛以补充运输工具。对于种田的农民来说,耕牛就是他们的主要生产资料。他们忍无可忍,开始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还只是缴单个国军士兵的武器,后来发展到整连解除国军的武装。

这时,日军打过来了!日军过来向百姓发放军粮,以收拢民心。在“国家如此积贫积弱,军队如此杂色林立,社会如凤凰彩票此危如悬卵”之刻,老百姓为生存,是宁可饿死当中国鬼,还是免饿死甘当亡国奴?选择了后者。

河南灾情严重,《大公报》派遣张高峰记者到中原地区去采访。1943年1月17日,张高峰寄回了一篇题为《饥饿的河南》的通讯。通讯中说:“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报道还详尽记述了河南水、旱、蝗、风、雹等天灾,并揭露当局向灾民执行征兵、征粮等不管百姓死活的政策。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看到这篇通讯后深感事关重大,改题为《豫灾实录》,发表在2月1日《大公报》重庆版上。 2日,《大公报》王芸生又写了新闻述评:《看重庆,念中原》。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即刻派人送来人,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勒令《大公报》停刊3天(3、4、5日),以示惩戒。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S226;H&S226;White)得知此事挺身而出。 1943年2月,他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自重庆飞抵宝鸡,乘陇海线到西安,过潼关进入河南。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

白修德在后来出版的《风暴遍中国》一书中这样描述着河南的灾荒: “1942年,冬小麦因为缺少雨水而歉收,但政府还是照常征收实物税。这就意味着,在整个歉收季节里,冬小麦几乎全部被政府征收掉了,省政府当局向农民保证,雨是肯定会下的,农民会有足够的小麦和玉米来填充他们饥饿的肚子。但是,雨没有下,1942年的整个夏天都没有下雨,谷物的秸秆全都枯萎了。到了秋天,河南省饥荒开始蔓延。尽管重庆作出了很好听的减税决定,但每个军事机关和地方当局还是要求千方百计地勒索赋税。各县政府要求农民交纳的粮食比农民田里实际生产的粮食还要多,而且毫无宽容可言,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农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那些无力交税纳赋的农民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得卖掉他们的牲畜、家具甚至土地,换钱来购买粮食,交纳赋税。”

1943年10月,河南灾情报告送到了重庆,国民政府派出两名官员去河南实查。当确知此事为真时,蒋介石这才同意拨2亿元纸币作为灾荒救济款,同时令河南省政府下达减轻赋税的命令。

救济款送到河南是次年3月,2亿元纸币实际到帐只有8000万。当地政府官员又为如何分配这笔巨款吵个没完,最后干脆将这笔钱的大部分存入银行,让它养息增值。小部分发放下去,发放时还要扣除农民往年的欠税款。

对于国军在战争中的大败,白修德采访了一位国民党军官,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军的横征暴敛。可这位军官却认真地回答说:“百姓可以饿死,士兵不能饿死。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那么日本人就会来接管这个国家。”

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翻开八年级第二学期的《历史》课本书。对于 “豫湘桂大战”(河南“豫中战役”是第一战),教科书编写者以醒目黑体字标出:“豫湘桂大溃败”最根本原因是由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所造成的。书中这样解释当时大背景:“抗日战争时期,四大家族进一步加强官僚资本的垄断地位。金融方面,通滥发纸币、公债等手段,对人民进行掠夺;工业方面,以‘加入股份’,‘共同经营’等手法,吞并民族工业;农业方面,实行田赋征实的粮食征购制,不断增加农民负担。四大家族的经济垄断,使国民党统治区工农业生产下降,广大人民生活日益困难,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回顾历史,那几年正是河南闹灾荒最严重的年头,国民党政府对农民下达的征粮赋税指标却一分一厘也不减少。《时代周刊》白修德记者在报道中这样写道:“一天晚上,我们住在一支军队的司令部里,一群中年男人来拜访我们,他们说他们代表本地区的农民拟定了一上呈书和一份报告,请求我们带到重庆去,每个文件都给了我们两份。报告书中说:全县15万人中,已经有11万人完全断炊了。每天约有700人在路上长眠不起。另有约700人处于垂死状态。自从灾荒开始以来,政府发放的救济粮为1万磅米糠麦麸。我们同这群人中领头的进行了交谈。他有土地吗?有20亩。他收获了多少粮食?每亩15磅。税收是多少呢?每亩13磅。”

对此,灾民们彻底绝望了。官逼民必反,老百姓不造国民党政府的反还会造谁的反?退一步来说,就算是日本鬼子不在这个时候打过来,老百姓也会站出来,用各种有生力量解除当地国军的武装。不解除国军武装就无法避赋税,不避赋税就看不到活下去的希望。

如此这样腐败、让百姓生存权力都无法保证的政府,河南人谁还会去拥护它?日本人这时候打过来,抢占国土,控制河南,老百姓虽然不会拍手称快,但绝对不会挺身而出,誓死捍卫民国政府。谁捍卫“民国政府”谁就是在捍卫“黑暗统治”。因为“民国政府”与“黑暗统治”是划等号的。正如《历史》教课书上所下的定义:“黑暗统治”就是“民国政府”。

或许河南百姓解除5万国民党军队武装分明就是爱国行为,但这行为表现不是时候。试想,抗战结束后,许多抗日将领比如去缅甸的远征军孙立人、台儿庄血战总指挥李宗仁,包括虽然在“豫中战役”败北,但好坏也曾为抗日出过力的汤恩伯,这些将军在抗战结束后都纷纷成了反共斗士。或许他们本不想打内战,但蒋介石坚持要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河南百姓解除了5万国民党大军的武装,这为共产党的军队解放全中国小扫了一条路,并减少了人员伤亡。否则在战场上想要轻而易举地消灭对手5万有生力量,这绝不是谈何容易的事。

让日军最大限度地消灭国军,多占领一份国统区的土地,这就是爱国行为。这个观点看上去有点荒唐。然而提出这个口号的恰恰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毛泽东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P182页)。毛泽东还说过一句十分精典的话,那时中日刚恢复邦交正常化,日本来了一批政客,毛泽东同志握住他们的手说:“感谢你们!没有你们的侵略,就没有今天的我们。”毛泽东同志说这番话或许有一点幽默成份,大家不要见怪,毕竟他老人家是在说真心话,我们不能说毛泽东同志不爱国。

说起“爱国”,小时候曾看过一部《邓世昌》电影,邓世昌与他的海军战士们为抗击日本瓜分中国领土的侵略野心在海上与之奋勇拚杀。为保卫中国海疆不受侵犯,最后浴血壮烈牺牲。我想,没有人会认为邓世昌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我接着要说孙中山,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这点没有人会说否。在邓世昌壮烈牺牲的前后期,孙中山在干什么呢?他在1894年发动了“广州起义”,那时清政府正处于中日战争史上最惨败之时。孙中山几度密见日本领事,要求提供推翻政府的武器。当日军占领我胶东半岛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趁机大量发展由日本浪人和日本中下级军官组成的革命党人来扩充自己的军队,发动新的军事革命,以推翻中央政府。如果说邓世昌是爱国的,那么孙中山的行为又是属于什么呢?

历史总是很搞笑的,有时也爱开玩笑的。眼前就是一例:高二年级的《历史》教课书,曾介绍中国远征军入缅甸抗日,重创日军,战绩巨大,却只字不提远征军军长孙立人。为什么会这样?只因为他后来与林彪交战了。

如此,1944年,河南百姓解除5万国军武装这不是爱国行为,而是一场网上彩票投注站 历史悲剧。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把“爱国”当作一种神圣的信仰物加以朝觐;把“人民”想象成那么高贵、厚重。我们抱着凝重的崇敬之心去爱,去思考。“爱国”成了我们共同信奉和追求的、至高无上的伦理价值,它可以取代其它一切的道德价值尺度。然而很多时候,“爱国”是以悲剧的面目出现的,这种悲剧之脸往往又是以“革命”的名义孽生。人民,既是“爱国”的扮演者,同时也是“爱国”的受害者,它被严严实实框定为对本民族和本国家的一种忠诚表现。

于是这样,在我们幼小的时候,我们的政治老师便把这种“忠诚” 一尘不改地刻在我们的心坎上。我们自以为这就是对政府最崇高的敬爱,而不是文革时的那种“愚忠”表现。我们的父辈们又严格地让我们将这种“忠诚”当作一个贞操完美地保护起来。我们的“爱国”情结就是这样被一点点灌输与培养起来的。在“爱国”一茬茬炉火的陶冶下,我们终于成为一群没有特别的禀赋、特别的爱好,只靠一种思维模式存在的清教徒。虽然我们变得面目全非,但还是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修道成佛,成为一名超脱凡境的真人好汉。

历史的悲剧不能再演。河南人,如果你爱你的省会,那么就把今日河南的历史概念与六十年前演绎的历史悲剧区别开来。你们有权声讨那时的国民政府因腐败和长期治理无方所造成的悲剧,但绝不可以河南人的名义抹去那段历史的存在。

李清照有诗云:“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 有什么样的河南人,就有什么样的声音。传统生活模式以及观念上的自我否定,无论对整个中华民族还是对一代河南人来说,都是一种痛苦的选择。这就是历史!任何温情脉脉的行动都将无济于事。

我们不能改变事实,但可以改变看法。
2008-2-27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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