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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我预言中国大学将破产
作者:薛涌

2004年,我在为《谁的大学》所写的后记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在此郑重预言:不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20年后会成为笑柄,而且那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将面临更为深重的危机。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大学的经营可能如同近10年已经声名狼藉的中国职业足球,只追求投入,不注重产出,教育成本飞涨,教育水平下降。”

也许,我是最早预言了中国大学破产的人。写上述话时,云南人民出版社正筹划出版我的两本书:《谁的大学》和《炫耀的足球》。在这两本书中,我提出中国的体育界和高等教育界都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都试图在市场经济中用计划经济的方式经营自己的事业:不管干什么事情,先要增加经费,保证自己的部门利益,为此象个醉鬼一样拼命地花钱,把事情弄大后进一步要追加经费。结果,买卖没有开张,质量没有提高,成本先上去了。这和那种降低成本,提高质量,靠物美价廉来扩张事业的市场经济原则背道而驰。当时足球衰相已露,我预言了“总崩盘”的前景,虽然没有用“破产”这个词,所指的其实是一个意思。我进一步指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和足球用的是一个模式,大学将步足球的后尘。说我预言了大学的破产,恐怕并不夸张。

看看当今的事实,如果人们相信大学正在破产的话,就应该重读我这本《谁的大学》。因为我在书中不仅预言了大学可能的破产,而且明确地提出了避免这种破产的改革方案。

这个方案,就是“教育券”。其基本原则很简单:国家把大学的经费要直接交给学生而不是大学。首先,网上彩票投注站国家要算一算能拿出多少钱来办大学,再算算有多少经济条件困难的合格大学生需要支持。然而大学的拨款,在考虑到家庭收入格差的情况下,按等级平均分配到每个学生手中。比如最高额是一人一年一万块钱。这笔钱,以教育券的形式支付,保证不被挪为他用。

这样,一个学生考过了一定的分数线,就可以按家庭收入情况拿到相应的教育券,同时申请几个大学。大学因为没有从国家那里来的直接经费,只能想方设法吸引学生到本校读书。当学生决定到一个大学就读时,把教育券交给大学支付学费,多退少补。大学凭着教育券到国家那里按面值兑换出现金,获得了教育经费。

在计划经济中,大学是一个政府部门。这个部门的基本利益,是争取国家的经费。而争取经费的方式,是虚张声势地办大事,向国家证明自己的钱不够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是这么搞起来的:先利用民族主义情绪,说中国这么个大国必须有一流大学,然后说自己要办成一流大学,并且比来比去,说哈佛耶鲁有多少钱,我们没那个钱怎么一流等等,于是经费源源不断。学校的精力,全在造高楼等“炫耀性”的项目上,以吸引上面的眼球,哪里还管教育质量。

教育券的方案则改变了这一游戏规则:你是不是一流,不是自己吹的,不是政府指定的,而是竞争出来的。当学生手里有教育券,拿着你的经费时,你就要想方设法把这个学生吸引过来,否则就揭不开锅。怎么吸引学生?一是提高教育质量,提高教育服务(比如帮学生找工作等等)。你的毕业生就业率低,起薪低,就没有人来,你就有存亡的危机。二是降低教育成本。学生手里的教育券值一万,你可以把学费压到六千,这样学生还剩四千块的生活费。如果你成本太高,一万学费不够,学生还要再自己贴二千,那你可要三思而后行了。在这种 以学生的利益为中心的竞争中,还有哪个学校敢不惜工本地盖大楼,修校门?

遗憾的是,我的方案不仅没有受到注意,甚至有些圈内人士事后也拒绝反省。比如,最近北大的经济学教授夏业良撰文说我提出教育券的主张,并把此事的创意归功于自己头上是“恬不知耻”,理由弗里德曼首先提出了教育券的概念,他则把弗里德曼的文章翻译成中文等等。殊不知,弗里德曼的教育券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公立中小学,我不仅对他的理念有详细介绍,而且独自提出了中国大学应该参考这种模式的主张。而且,在一些细节上,我也进行了有预见性的讨论。比如,如今吉林大学财政危机的一大原因,就是把当地几所大学合并,把规模办大。这也是当时高等教育界靠扩展规模来向政府要经费的普遍战术。我则特别写过一篇《大学不能“大”》的文章,指出大学进行市场竞争,小规模更能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我在《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和《精英的阶梯》两书中,对相关的细节问题也有讨论。如今白纸黑字摆在那里,大家可以看看:当初如果听我一句话,中国的大学怎么会有今天!象夏良业,张维迎等在大学工作的经济学凤凰彩票家,至今也没有站出来公开认同在中国的大学实行教育券的主张。

中国的大学要案摆脱现在的困境,首先要问责:看看几年前谁都主张了什么,谁对了,谁错了。应该说,我几乎是呼吁在中国的大学施行教育券的唯一人士。在这件事情上的是非,历史已经宣判。这些加印,也是一个历史的证词。